中国讨论“双改单”已经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。

　　人们听到的理由是，“运营商正忙着海外上市，条件不具备，时机不成熟，国家收益流失”等等。


　　看到印度实行单向收费之后，恰似挑动了中国电信业一根敏感的神经。为什么印度可以实现单向收费而中国迟迟不能？

　　印度政府为什么可以做到不屈从于运营商的压力？为什么不被强大利益集团“俘获”？

　　印度的电信业增长不同于中国“政策驱动型的增长”，完全是由于市场开放导致的增长：12个运营商，没有初装费政策、“三个倒一九”政策、通信技术设备进口减免关税政策等等；既不可以免税，也不可以加速折旧；每家公司仍有较重的债务负担，财务费用也没有中国1-2%的低利率，一般在14-18%左右；更不可能在发展初始阶段向消费者征收2000亿元“初装费”。

　　如今，已经“鸟枪换炮”的电信行业差不多已经忘了这些。人们没有理由谴责利益集团的追寻，只是提醒一声不要忽略了消费者的利益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利益集团以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对单向收费政策的制定，几上几下最终未能出台，管制者最后成了被管制公司的俘虏。

　　由于管制者政府了解的情况比被管制企业少，被管制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，诱导管制对自己更为有利。管制的最终结果往往变为竞争进入减少，政府和大公司却成为共谋，一道分享市场利益。

　　中国2亿多移动用户，运营公司只有两家，而印度3600多万用户却有12家运营公司。在准许两家以上的移动通信公司运营的为数不多的国家里(在电信市场上，两家垄断是基本上行不通的)，这些公司为了再开拓客户市场，特别提供面向普通用户的服务和价目表。

　　这与中国少数公司垄断市场形成对照，垄断经营者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不损害或影响利润丰厚的收入。

　　平心乔教授所做的《电信价格》研究表明，若移动企业选择质量竞争，若市场上有三个竞争者，则模拟结果显示：今后两年内综合平均电信价格会降25%～32%，即“质量”竞争会使降价幅度减少8-9个百分点。

　　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认为，“电信公司盈利是个进步，但也要注意到?这些垄断部门的盈利有时并不是通过好的管理和节约成本，而是通过转移收入把老百姓的收入刮走了。现在，收费部门的盈利动机正在为市场化改革制造成本。”

　　2003中国移动年报显示，截至2003年12月底，中移动全年纯利355.6亿元，2003财政年度的利息、税项、折旧及摊销前盈利(EBITDA)从2002财政年度的773.1亿元增至922.78亿元，升19.4%；总资本债务比例由26%降至18.3%。

　　截至2003年底，中移动手头净现金达117.6亿元，公司现金及银行存款为563.56亿元，较2002年底增加127.12亿元。高盛证券发表报告表示，联通去年利润为46亿元，较去年增长4.3%，税前亏损额4.76亿元。他们的财务状况要比印度的运营商好许多。

　　“这个案例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被俘获的案例。”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，“政府的公共政策有利于利益集团，特别是有利于拥有经营垄断权的利益集团，以损害消费者利益(如消费剩余)为代价，也以这些利益集团的超高额利润为特征。这在转轨期间不同的垄断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，只不过在电信行业消费者利益损失更大，垄断者的超额利润更高而已。” 　　朗讯科技印度总裁Vince Mazzola说?“中国已经达到很高的电信使用密度，但是无线的增长相对平缓。”中国已经有超越2.5亿移动用户?其增长率在过去6个月以来已经减慢。

　　决策者们到了该作决断的时候了：政府到底比市场高明多少？移动用户增长趋势减缓以及ARPU值逐年下降的瓶颈在哪里？政府如果坚持认为双向收费将减少运营公司的新的负面影响，那便是在犯一个代价沉重的错误，等认识到的时候恐怕已经晚了。

　　“中国实行单向收费已经势在必行。”胡鞍钢在考察印度电信之后感慨地说，“中国是世界电信最大的市场，消费者理应享有世界最低的电信价格、较高的服务质量，这才是中国电信业改革成功的最重要标志，而不是运营商超高利润的增长。”

　　中国电信业的高速增长犹如“一好遮百丑”，掩盖了改革滞后的根本问题。中国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，必须要做出重大的制度创新，其本质是鼓励竞争，根本改变供给者统治市场的格局。